偌大一个国，真能被“汉奸”搞亡吗？

《入关》，一群“守夜人”怎样沦为“带路党”的故事。

前不久，出版社的朋友寄来一本青年学者张明扬先生写的入关，我读过之后觉得很有意思，正好许久没写书评了，权且写一篇文章，聊聊这本有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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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在刚收到《入关》时，我其实没太在意这本书，因为该书重述的“明亡清兴”这段历史几乎已经被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一起研究烂了。崇祯怎么搞亡了天下，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爷仨怎么抓准时机入的关，洪承畴、吴三桂怎么叛变投的敌，南明为什么防不住，乃至陈圆圆、柳如是、大玉儿这些乱世中的女子有什么传奇逸事。从传统学界权威顾诚先生那一代人开始，谈这个话题的学者太多了。张明扬兄是我线下认识的朋友，年初在杭州刚和他有过几次愉快的晤谈，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特想打个电话去问问他，为什么要花精力把这个已经讲过无数遍的故事再聊一次。

可是书读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不用问了，因为《入关》虽然谈的是明清史爱好者们说多了的老故事，但却的确选了一个前人不怎么关注的新本位、新视角，那就是“汉奸”——确切的说，也就是在明清鼎革之际，先充当抗清第一线的战士，后来却整体性变节，加入满蒙“胜利者集团”，给清军当“带路党”，入关的灭亡大明王朝的辽东汉人，也即“辽人”。

讲述明清鼎革历史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像《入关》一样将本位视角放在这个群体的专著，到真是不太多见。究其原因，我想也许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史观使然——我们的历史，大多数时候喜欢去为“成王”立传，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得天下的太祖太宗们总是得到聚光灯集中照耀。间或的，也会有人去讨论一下失败者，比如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失天下的隋炀帝、崇祯。

但我们极少去关注历史当中那些在角落里、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第三方”。就像你看一本《三国演义》，给刘备集团的着墨最多，给曹操的刻画也不少，但相比之下“第三方”孙权似乎就是一个陪衬，就是等着“不两立”的“汉贼”争出个胜负之后，他再倒戈卸甲以礼来降。

其实《三国演义》还算好，更多时候，我们甚至会在大多数时候否定“第三方”的存在。

这一点上，传统历史叙事中对明清鼎革时期的“辽人”的漠视就是一个典型，大多数史学叙述中，对从范文程到吴三桂的这帮为清廷效力的“辽人”定位出奇的脸谱化——你丫就是一汉奸么！自弃父母之邦，跑去给外国外族效力，不惜在脑后留一条丑陋的“金钱鼠尾辫”，反过头来屠杀自己本民族的同胞，你有什么好被同情理解的呢？没像秦桧那样给你铸个跪像就很客气了。

由这种史学观点产生的下个推论，那就是一个经常被中国人提起、一说就来气的追问——我堂堂华夏真么多人口，这么地大物博，怎么就经常沦亡与外敌之手了呢？

想来想去，罪责就又会被归结到了“汉奸”们的头上——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阮大铖、孙可望！都是你们这帮狗汉奸、带路党，恬不知耻的勾结外敌，把祖宗的江山社稷给搞亡了！

再进一步的推论，那就是中华想要强盛，必须坚持不懈的抓汉奸、持续不断的统一思想，似乎只要所有人都忠君爱国、如史可法一样宁死不降了，国家自然就安全了。

这种“汉奸恐惧”与我们在反思内部历史时的“忠奸史观”其逻辑是一致的。可以说，直到今天，它都仍在主宰了大多数人的意识。这是一种对历史粗暴但“提气”的简化。而受众大多喜欢这种简化的东西。

但这种逻辑，真的一定对么？

其实《入关》关注的这段历史，几乎就是对这套史论最有力的反驳——明末清初，辽东汉人对清王朝的先抗后降，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集体性行为。

如果说，范文程、吴三桂这样的个别辽人精英“卖身投靠”清廷还可以解释为他们贪生怕死、为了个人荣华富贵不顾民族气节。那那么多的辽人，他们亲戚、朋友、部属乃至平民，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你怎么解释？你要说明末清初的辽人道德精神水准集体沦落么？可是从努尔哈赤崛起，到满清入关，这数十年的时间当中，奋战在抗清第一线、出力最多、流血最多的，也是辽东汉人啊！没有民族气节的一群集体汉奸，怎么可能为帝国硬抗强敌那么多年呢？

如同作者在书中打的那个比喻一样——“北境，永不遗忘”，辽人在明末清初的地位，就好似小说《冰与火之歌》当中的那个“守夜人军团”，关内党争变换、勾心斗角，打得跟热窑似的，可是辽东汉人却一直坚守在第一线，如“守夜人”抵抗“夜王”一般，替农耕文化的祖国，抗衡着17世纪东北亚乃至全球最厉害的一支游牧-渔猎民族政权。

这一切，本该“北境，永不遗忘”，可是历史却最终遗忘了这个群体的奋战，给了其中多数人一个“汉奸”、“贰臣”的结论，这难道不吊诡而讽刺么？

于是在这个疑问抛出之后，我们不得不带着极大的兴趣去阅读《入关》这本书，与作者一同站在辽东汉人视角去回顾这段历史，试图弄清楚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原本的“守夜人军团”变成了“夜王”的佣仆，让“民族英雄”们沦为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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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入关》一书的解析，这种嬗变的发生，其实早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明朝末年长期弊政带来的影响，让整个辽东地区衰落已久，巡按辽东御史给朝廷打的报告当中说，“所过蓁莽极目，烟火不属，人迹罕少，即有墩郭屯台，十无二三完固。”为了逃避猛于虎的苛政，辽东汉人甚至开始选择“用脚投票”，成群的逃往“化外之地”的建州女真部落。这种人口逃往在客观上也成为了努尔哈赤崛起的催化剂。

实际上，《入关》一书在这里点出一个中国中原王朝自古以来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政权一直存在的困境——帝国的敌人，很大程度是帝国自己用对内的苛政喂养长大的。当王朝终末时代战乱频仍、税收繁杂、剥削日严，就会有大量“边缘人”从帝国体系中掉落，去滋养原本落后、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其实与帝国中心内部所爆发的农民起义一样，也是一次人民用脚投票的“慢性起义”。只不过因为经常被披上一层“华夷之辩”的民族叙事的外衣，而被误认了。

而像清朝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旦在这汇总滋养下日渐崛起，这个叙事链条的中的下一步就开始发生——帝国面对异族的侵攻，该怎样对待那些依然在苛政下对国家保持忠诚，没有变节的“边缘人群”辽人呢？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是袁崇焕在都师辽东时向朝廷上表所提出的治辽方略。如果不了解历史背景，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一句废话——既然辽东有汉人，那么动员他们保家卫国，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么？

可是如果你了解了明末明朝之前的治辽方略，会发现袁崇焕的这个提议，是大胆而革命性的。

其实，早在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地区的时候，在明朝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辽土的议论。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熊廷弼和朝廷主流大臣们的断然否定。熊廷弼曾在上书中直言“辽人必不可用”，作为一线主官他宁可千里迢迢从外省调配驻守辽东的主力和管理官员，也不用辽人挑大梁。

熊廷弼作为被历史所肯定的大明能臣、忠臣，他这个想法当然绝不昏庸，而是基于一种中原王朝固有政治逻辑的合理考量——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游牧民族带来的边患固然非常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地方势力借边患拥兵自重，最终形成中央收不上税、也管不来兵的地方军事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残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噩梦。

对皇帝，以及为皇帝着想的忠臣们来说，这个噩梦通常要比少数游牧民族恐怖的多。

毕竟，如果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原王朝以“华夷之辩”的民族名义挡一挡。可万一同族边境军事集团尾大不掉，皇帝能用啥挡住改朝换代呢？“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所以从宋代开始，在面对外来民族政权威胁时，大多数中原王朝首先想到的不是动员民力抵御外敌，而是束缚甚至压抑本土民众的抵抗热情，宁可“外战外行”也要求一个稳定。

在宋代，这就是岳飞惨死的原因，而清末八旗贵族有句话则把这个事儿点的更为直白——“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友邦”顶多分你点利益，“家奴”可是要改朝换代断你根本的。

这样一理解，你就会发现熊廷弼抻着脖子也不用辽人的决定确实是在为大明皇上考虑。

从外地调来的西兵、浙兵确实没有保家卫国的热情，到了辽东不是逃亡就是出工不出力，还军资花费更多，但好歹比本土辽人好防范。在努尔哈赤还未作成气候之前，就先顶一顶吧。

而从孙承宗接任开始，明廷经略辽东的方略逐渐从“辽人必不可用”转向了“出关用辽人”——因为后金的威胁也已经开始逐步增大了，为了防范原本只想当塞外汗王的女真人真的成长为颠覆明廷的心腹大患。原先只求稳定而不顾效率的治术必然需要让步，逐步出现转变。

最终当袁崇焕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并被朝廷承认时，明廷在辽东算是彻底放飞自我了——宁可让辽土上的辽人在战乱后成为一个半割据甚至全割据的军阀势力，也要挡住后金的侵攻。

可惜，这个决断终究是来的太晚了，后金的羽翼此时已成，单靠东北一隅的军资与人力，已经无法与其相抗衡。

于是袁崇焕的“以辽土养辽人”最终又无可避免的滑向了“以辽饷养辽人”——朝廷需要在辽东意外从全国多征一份赋税供给前线的战争。

但崇祯朝的那个已经糜烂的财政体系，终不足以支撑这样长期的前线供给。长期输血终必然产生的利益集团，也会对这种非正常的输血模式产生“依赖性”，最终在中央财政无力支撑、或者作为出钱的“甲方”提出一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的遥控指挥时，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戒断反应。

这个反应，也就是辽人（尤其是“辽人军功集团”）集体投靠了满清，从而奠定了整个满清入关的基础。

1644年，正与后金(清)对线的吴三桂接到了崇祯皇帝发出的最后一封求救信——皇帝要他弃守辽土上最后的重镇宁远，率兵回师勤王救驾。

而面对这个勤王要求，吴三桂开口就要了100万两的军费。表面上看，这个漫天要价似乎体现了吴三桂的私心与“不忠”，但你如果站在他和他所代表的辽人军事集团的立场上去看，其实他们更难——让他们放弃基地、放弃本乡本土、成为乱世中无所存身的浮萍，回去给天恩难测、反复无常、且欠饷多年的崇祯皇帝充当抵御李自成的最后炮灰……

这样算来，100万两这个要价，其实已经相当合理了。吴三桂如果连这个价都不跟皇上开，他手下的骄兵悍将们也不会答应。因为这是在出卖整个辽人集团的利益。

崇祯终究出不起这个钱，或者说明王朝的体制决定了崇祯哪怕出得起这笔钱也不肯出——吴三桂拿了钱，拥兵自重不干事可怎么好？

而正在“创业”的后金（清）一方舍得出钱收买，于是吴三桂和整个辽人集团的叛变，就成为了必然。跟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八卦没有太多关系。

整个《入关》所描述还原的明廷与辽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中曾上演过无数次的悲剧——朝廷对于这些帝国边疆的“守夜人”“边缘人”，从最初的漠视、剥削，到后来的防范、压制，再到后来不得不进行放任、甚至贿赂，以至于最终让其完全变节和失控。

请注意，在整个过程当中，明廷与辽人从没有在一个阶段完全理顺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明廷与辽人，不仅对比强调“群己权界”的现代社会，其关系极度扭曲。甚至对比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那种封主与封臣之间彼此义务与权责明确、受法律保护的典型封建制度，这种权责不明的关系也颇为怪异。

在中国古代史上，尤其是晚期的明清时代，中原皇权总想通过“驭民术”“驭民术”、通过儒家“忠君爱国”的教育，和“夷夏大防”等古典时代类民族主义的叙事，将权利尽可能多的从臣民那里收走，集中在皇帝手中。这使得辽人这样的帝国“边缘人”群体经常只承担效忠、纳税、应征守土的义务，却享受不到相应的权利。

可是这样看似精明、被发挥到极致的"皇权PUA"当且仅当中原王朝不能存在强有力的挑战者时才能够被执行。一旦帝国的门口站上了一个挑战者、“野蛮人”。很轻易的，这种被皇权透支严重的上下君臣关系就会迅速扭曲崩解。

因为任何一种其他的制度，对于被大明皇权“PUA”太久的“边缘人”们来说，都有无穷的吸引力——哪怕是满清八旗制度这种看似半奴隶制的落后“土办法”，它好歹也还是一种分权制度，相比皇权只享受权力不承担责任，臣民只承担义务而没有权利的明末体制，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制度优越性”。

制度势差如此巨大，你又怎么挡得住辽人不“用脚投票”呢？

明亡清兴的历史，其实就是要所有在乱世中挣扎的“边缘人”们，在两筐烂梨之间选一个相对不烂一点的过程。

最终，自称文明的大明皇权制，居然败给了“野蛮”的八旗制度。

所以《入关》在我看来，确实是一本好书，它站在辽人这个“边缘人”的角度重新叙述了明清鼎革这场“蚂蚁挑翻大象”的历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很多国人在谈历史时喜欢搞宏大叙事，以一家一姓的皇权代表整个民族、又以提前的民族主义叙事漠视了历史中无数像辽人这样的“边缘人”群体的诉求与利益。于是明清鼎革的历史就成为了一场不停的有新“汉奸”在关键时刻“卖国求荣”、当“带路党”，最终导致的社稷板荡的不合情理的气人故事。

但《入关》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它告诉我们，那些被宏大叙事一带而过的“边缘人”，他们有自己的诉求、自身的利益，你不能用“忠君爱国”的宏大叙事漠视他们的存在，将他们的权益全部拿走。否则，这种过度的透支，就将迎来最凶猛的反噬。

张明扬先生的《入关》是读库系列“边缘人”系列的第一本书，我很期待这个系列能描述更多曾被历史遗忘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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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境永不遗忘，愿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的“边缘人”，都能被看到、重视。

全文完

本文5000字，书评推荐一篇，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